在《公寓大樓里的謀殺案》（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）之前，對賽琳娜·戈麥茲（Selena Gomez）只聞其名，并沒有真的記住這個歌手兼演員。比起從迪士尼童星時代便認識她，知曉她和賈斯汀·比伯（Justin Bieber）的情感曲折，知道她的紅斑狼瘡和腎臟移植，看著她成長為在體育館叱咤風云的人，從小熒幕上認識她的方式好比是倒敘，應該也會是賽琳娜本人更希望的初識方式。
《公寓大樓》里她演梅寶，時髦的紐約客，一套套行頭被《Vogue》奉為大都會秋冬季著裝寶典。和兩個云里霧間的老頑童搭檔相比，梅寶證明了冷靜和聰敏與年齡無關，和閱歷尤其是帶有創傷性的過去很有關聯。梅寶悅耳的女中音善于嘲諷，是那種愛翻白眼容不下任何bullshit的角色，內心還是很溫暖的。她不幸的過去和精神問題增添了角色的光彩。只要想一想，這樣一個紐約麗人也會被過去纏繞到窒息，竟會遇到想傷害她的人，能得到不少安慰。
堅冷外表和一部分的脆弱內心構成梅寶這個角色。角色很成功，說賽琳娜面無表情演技差勁的評論，大概仍是深受她的過去的影響。潛臺詞是：一個童星出身，以一段著名戀愛被長久記掛的女明星，怎么會有演技可言。對她的音樂，最大聲的觀點亦是如此。賽琳娜·戈麥茲是一個永遠在唱男孩和情事的偶像歌手，即使她在艱難地轉型，也到不了某種“深度”。人們也希望她最好永遠如此。觀看被過去困住的當紅女明星，比看見她們破繭更合人的心意。
請阿萊克·凱西西恩（Alek Keshishian）執掌這部最新的紀錄片《我的思想和我》（Selena Gomez: My Mind and Me），賽琳娜的意圖很明確。她希望，凱西西恩能再現《與麥當娜同床》（Madonna: Truth or Dare, 1991）的水準，把一個女明星的心靈風波凝固成影像，供大眾觀賞。拍攝《與麥當娜同床》時，麥當娜是真正的先鋒，同類的制作幾乎沒有。
三十年后的今年，雖然頂級女歌手們爭先恐后地出品這種內心剖面式的紀錄片，麥姐的先鋒之作依然是個中翹楚。在這一類自我塑造，傳遞精神特質的紀錄片中，女星們精心計算坦誠的程度，要流多少次眼淚，表現出幾分倦意、悔意和退意，生氣和暴躁控制在什么程度，不安與惶恐是否會多到讓人不適。基本的配方已定。
《我的思想和我》不能免俗的也具有以上的特點，不過它有它的特別。它比同類作品選取一段時期（通常是一場巡演或一張新專輯）的做法更加進化，焦點更專注——賽琳娜的精神問題：躁郁癥、精神錯亂；對紅斑狼瘡復發的恐懼一直縈繞著她；她從未停止擔心自己“不夠好”，害怕辜負他人的期許。
紀錄片抓取了幾段帶來心境改變的移動。賽琳娜回德州老家，和鄰居、朋友、校友寒暄。賽琳娜去非洲參加公益活動，在與當地年輕女性的交流中獲得內心平靜，并在為期一周的旅行中，變得依賴這種逃遁。賽琳娜去倫敦宣傳，對無法和他人真誠地交流而生氣煩躁。
對擁有正常生活經歷的人來說，賽琳娜感到觸動、改變情緒的情境，都是稀松平常的事。她在老家得到善意的歡迎，但并沒有和任何人產生深度的交流，僅僅是走馬觀花而已。她自己也說，七歲就開始工作，半工半讀，大量的時間花在片場，沒在學校和街區留下多少回憶。肯尼亞慈善之旅就更加像明星通稿般膚淺。她像生活在夢幻泡泡里的人，笑問當地女學生是否渴望戀愛。女生給她一個標準答案：“我想先讀書，再想戀愛的事。就像造房子要先打地基一樣。”賽琳娜驚喜得好像聽到一種全新的說法。
這部紀錄片里的賽琳娜，會令看官產生不同的想法。確實，在很多場合她顯得膚淺，夸張，幼稚，小題大做，活脫脫一個“沒有在現實中生活過的”玻璃人。但是誰又能說，她的情感是虛構的，她所處的現實不是現實的一種？賽琳娜的確體驗到各種強烈的情感。她會為媒體問傻問題，采訪者不聽她說話而生氣，“簡直是在浪費生命”。她也真的想要了解別人。吃過肉體生病的苦，她感嘆這下能夠理解病痛纏身的老鄰居了；經歷過精神問題的折磨，她很高興總算能理解有同樣困擾的其他人。
盡管情節淺陋無趣，強烈的情感和溝通的渴望卻是真實的。這種雙重性把紀錄片變成明星生涯的隱喻。明星活在銀幕和舞臺上，制造虛構而閃耀的夢，為普羅大眾提供逃離現實的空間。明星的私生活亦時時暴露，構成星輝的一部分。他們半推半就地開放私生活供人觀看指摘，為此自傷，也知道這是必不可少的。
紀錄片中的賽琳娜表現出很強的逃遁欲望。她屢屢被媒體追問賈斯汀·比伯，盡管他們早就解除戀愛關系。她擔驚受怕，怕自己在舞臺上的表演不夠好，不被人認真對待，無法脫離迪士尼童星的“產品屬性”。矛盾的是，老想出逃的賽琳娜，正自覺地把自己暴露在鏡頭前，向大眾展示這一點。這個抗拒被觀看的形象，也拒絕展示憔悴。影片中賽琳娜的外表從未失去靚麗。她無精打采，眼睛半睜地被梳妝打扮，把雙手放進甲油膠烤燈，然后持續地帶著這種倦怠出現在各種場合，妝容精致，眼神迷離，美麗的圓臉任何時候都不會垮塌。
觀眾可以在她的逃逸過程中看到自己。賽琳娜去了肯尼亞就不想回歸工作。她在影片中表現出對工作既不安又厭倦的狀態。女助理問她：“你為什么不想回去，為什么不想打開手機，為什么那么討厭現實？”賽琳娜的現實（工作），就是我們的虛構世界。她想逃離的，正是我們渴望的。她的抑郁帶來的時刻疲勞狀態，是一種人人都患過的現代病。
賽琳娜和觀看她的人們，很像伍迪·艾倫在《開羅紫玫瑰》（1985）中所作的鏡像比喻。癡迷電影的女主角向往著銀幕上的生活，銀幕里的虛構角色卻一心想逃出其中，進入真實的世界。這種努力注定是一場空，他們最后也只能各歸其位。虛擬的角色隨著電影下檔而消失，女主角則繼續日復一日地注視著閃閃發光的銀幕做夢。
賽琳娜或者幾乎所有的明星，都和常人過著錯位的生活。她在影片中自述，小時候覺得工作挺好，可以不用待在家里和學校，去外面吃吃喝喝唱唱跳跳。長大以后，工作變成賽琳娜想逃避的現實。普通人可以向銀幕尋求逃避之所，明星賽琳娜卻無處可逃。她就像《開羅紫玫瑰》里那個急切逃往現實的虛構角色，情感熾熱，經驗匱乏，雖然可笑，卻能激發出旁人純真的情感。
這種錯位的觀照，或許才是我們對明星紀錄片百看不厭的真正緣故。更何況賽琳娜·戈麥茲還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質。她的逃逸欲望比其他當紅女性更旺盛，她的疲勞感更具有壓倒性。當別人在紀錄片中一面流露情緒，一面拼命創作和排練，她幾乎抹去了勤奮的一面，只保留一個不快樂的、迷茫的形象。
賽琳娜想在紀錄片中展示明星的消極一面。這一面是人生的常態，脆弱、迷茫，沒什么雄心抱負，不追求快樂，也無法逃避痛苦。賽琳娜把自己去政治化（如今的頂級女歌手都難免），沒有就行業內的不公、大眾的敵意或者命運的乖張作積極的聲討。她以展示深深疲倦的方式，反抗了美國人普遍奉行的快樂價值觀，即人必須追求快樂，無法快樂起來的人是可恥的。她說：“我只是想告訴大家，你可以感到悲傷。”她身體力行地告訴觀眾，人可以厭倦工作，妄想逃避現實，也可以缺乏生活經驗，時常倍感壓力，偶爾精神錯亂。這些都不妨礙你仍是一個光彩照人的人，就像賽琳娜·戈麥茲本人一樣。至于“自我價值的實現”這種高層次的目標，無可奉告，她本人也正在尋找中。
作為觀眾的你，會因此而感到些許安慰嗎？